第3239章耕凿居人有远心
斐潜特意不是在平阳侯府,而是到了守山学宫之处来召开这个『见面会』,自然是有他的考量在内的。在平阳侯府内,固然是斐潜的主场,可是官方的味道就太强了一些,而守山学宫从一开始,就有一些学术先锋的味道。
不管是率先展开的经文研究,还是对于科举的学宫内大比尝试,都可以说是船小好掉头的典型。
斐潜想要展开对于当下这个阶段新的理论的阐述和拓展,明显守山学宫会比青龙寺更加的适合一些。毕竟守山学宫会更纯粹一些,青龙寺规模虽然更大,但是也因为规模太大,混杂的人更多,心思什么的也就更加的复杂,难以把握。
从春秋末战国初开始,因为周朝的制度已经『崩坏』,导致百家争鸣,其目的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诸侯带盐,另外一方面也是探寻在周制之后,国家应该往什么方向上去走。
而很明显,秦国最终赢了。
秦国的胜利,也导致了在春秋战国之时的『百家争鸣』,最终变成了『一鸣』,华夏中央集权大一统制度,成为被验证通过,并且强有力的国家制度。
随后的汉唐就贯彻了这条国家制度路线,直至唐代之时,扩展到了古典封建王朝冷兵器时代的巅峰。
唐朝的骑兵,注意,是在巅峰时期,几乎是横扫大漠,震慑边疆,屠外国灭番邦,便是须臾之间,但很明显因为技术的限制,交通的不便,以及制度跟不上等原因,中央大集权制度被迫改成了地方军政府负责制,而尾大不掉的节度府,也使得从唐中后期一直绵延到了宋明,文官挟制打压武将就成为确保皇权稳固的唯一手段,最终导致明末原本应该抵御外敌的免疫系统,彻底成为了细菌入侵的温床。
同样,也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从春秋战国开始,涉及国家制度的研讨人数,实际上是在不断的缩减的,百家争鸣盛况不再。其主要原因依旧是大一统之后,儒家成为了核心学派,而儒家对于其他学派的压制力,也同样展现在了学术之中。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仁者以财生民,不仁者掠民生财。国制,不可不慎也。制度得宜,则民生有常。制不宜,则如孔子所喟然,猛于虎也。』
婴幼儿存活率极低的年代,再没有比添丁增口更让人高兴的事情了。
当然,抛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单纯谈空中楼阁明显是在耍流氓,但是同样的,如果完全不顾基层百姓的死活,只想着在统治阶级内部进行调整和改革,利益的腾挪,清末的制宪闹剧就是最好的榜样。
『夫国之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也,必须审时度势,因俗施宜。故古之圣王,所以能兴国者,以其知道也。使之合天地之道,百姓之心,然后可以长久矣。』
就像是孔子,在春秋战国时期,他绝对是诸子百家当中的领头羊人物,那个仿佛被老天爷砸了一下的天坑脑门上,绝对闪耀着常人难以匹敌的智慧之光。
在封建王朝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皇权制度和学阀制度之下,华夏古代的封建王朝固然可以在开国之后稳固百年,可也因为其制度是仅仅代表了极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罔顾了基层民众的需求,最终导致一代又一代的封建王朝的湮灭。
这个时代,根本不需要那什么的生育。
可是过了百年呢?
千年呢?
是古人不清楚这一点么?
显然不是。
可问题是除了『天授君权』之外,他们还有什么『法宝』来维持自己统治的『合理性』?
自然是咬死牙关,绝对不可能承认贱民才是国家根基,只能一味的强调精英才是国家的未来……
斐潜缓缓的说道。
『民者,士农工商也。不偏不倚,不重不倾,方可如天之四柱,使得江山稳固,八荒靖平。』
而想要打破这个镣铐,正面争执显然是不行的。
『昔之制法者,所以制国用者,必计乎人口之众寡。盖人之所从生者,地也;地之所由给者,人也。是以先王尚其本而轻其末,务其大而不责其小。是以生人既多,斯国之用自丰矣。』
凡事自然有利有弊。
只能是潜移默化,温水煮蛙。
『夫生财之道,莫大于生人。故国未有以人口为累者,惟恐人之不生也。』
『吾以为,治国之道,莫大于养民。』、
『今之不然,士农工商,皆有所失,而天下之民,不得其所安。是以流离转徙,而生人日少,则国用不足矣。』
华夏不是没有聪明人。
『故民数者,庶事之所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罢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审民数乎!』
『诸位以为然否?』
斐潜点了点头,又补充说道,『此乃守山明堂,以论定高下,无关贵贱职权,诸位可畅所欲言,绝不以言论罪之。』
关于人口的议论,其实各个朝代都有。
春秋时期大多鼓励人口增长。
儒家,黄老家,皆是如此。
但也有不同的观念者,比如商鞅就理性地看到了人口与土地之间存在着矛盾,强调人与地的对比关系,而且这家伙还特别注重人口调查,可谓是历史上组织全国范围人口调查的第一人。
然后,韩非子则在商鞅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把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视为『民争』的根源,表示『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然后韩非子也是光有意见没建议,他有『民争』的忧虑,说是『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结果另外一方面又主张通过法制来制止『民争』。
到了唐代的时候,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则表示人口与其相生相养论有密切联系。韩愈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要依靠彼此之间相生相养,如果有人不能用自己的劳动,为他人提供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则他对社会就是无益的。
依照这种理论基础,韩愈进一步地将人口将原本的『四民』,按其职业分成了『六民』,并且认为农、工、商三民是彼此相生相养的,为社会所需要。然后士是治人者,由别人供养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对社会有益的人。而所谓僧、道二民,则不从事农工商等经济活动,却需要农工商供养,实质上是一种过剩的人口……
从某个角度上来看,是不是从韩愈的唐代开始,就已经有了『精英』执政的味道?
为本阶级带盐么,人都要恰饭么,有什么问题?
可是华夏真正想要强大,是能靠单一的阶层么?
尤其是靠那些所谓『精英』阶层?
天寒地冻的,水确实太凉了,但是头皮么,还是可以凉快一下,这矛盾么?
什么才是『士』?
那是『土』的变形啊!
当然,也不是没有眼光卓越的『士』,比如元代之时的马端临,就是华夏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人口质量问题,并论述了其重要经济意义的人。他表示,『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钧是人也。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万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国而扞城其民,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盖当时国之与立者,民也。』
虽然说马端临之言,未必没有借题发挥,抒发心中郁闷之情,但也是华夏人口思想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进步,要数量,也要质量,否则那些整天不着调的说一些混账话的痴呆之士,就算是再多,又能有什么好作用?
台下众人,虽然听闻斐潜说什么言者无罪,但是在当下明显是要以此论来正名的时候,跳出来和斐潜做对显然并不是什么好主意,所以即便是斐潜让众人畅所欲言,可依旧是沉默一片。
斐潜看了看种劼。
种劼轻轻咳嗽一声,然后拱手说道:『有百亩之田,所出足以食十人。今有五人焉,其国策之易也,足以养此五士矣。若口增二十,而田之所出,仅足以养十五,虽有经天纬地之才,亦难逃饥馑之苦,甚或饿殍遍野是也。虽有田增之术,然术增之有限,人增之无垠。民增故喜,然田非欲也,若田之不承,故可奈何之?』
斐潜点了点头,『大祭酒所言甚是。』
『单以农而论,田亩之数有限,而人生之口益增,以有限之田亩产养骤增之人丁,自是不可也。』
『既有此问,理当解之。』
『那么,何人可解?』斐潜环视一周,温和笑道,『可是令农自解?亩产定数,口算岁增。故民匿生者,夭折婴孩,以免口算。』
『故农之困顿,当士以解。』斐潜斩钉截铁的说道,『然今山东之士,又是如何?唯知税役而已。』
大汉赋税粗糙,甚至可以说即便是到了后世,税收制度依旧不尽如人意。原本应该是起到社会调节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结果呢?越有钱的越是逃税避税,而越是没钱的,则是被各个环节当中转嫁的税收压得喘不过气来。
比如大米立减国的感谢蓝莓税,棉花糖税,切面包税,热汤税,雕刻南瓜税……
至于其他国家么,嗯,咳咳……
『为求赋税口算,必有严律。蠹吏上下其手,乡绅巧夺民脂。』斐潜说道,『非田不足以养人也,乃政不足生民也。故民怨横生,法令难行。下视上者鄙,上视下者贱,』
『是故,山东之贼,驱民而死,以战而减口,此乃绝户之术也,如当下河东之难。』
『常有闻大义之所谓,曰民之重也,然则待其政甚苛,岂非实视其如草芥乎?苟政失其道,民怨沸腾,国将不国。故,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今若有贼,以政之苛,害于百姓,是自绝于天子,自绝于大汉,自绝于天下也!』
没错,斐潜不想要再用什么『清君侧,救黎民,扶乾坤』等老掉牙的名义来进行战争,也不想要让自己和老曹同学的争斗,沦为诸侯和诸侯之间的勾心斗角,变成所谓的圈子竞争。
在斐潜早期,喊一喊这些口号,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这么喊,如果说斐潜喊一个为什么服务的口号,说不得当场就吓摊一堆人……
而在当下就不一样了。
很明显,斐潜需要提出一个和山东道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来,而类似于山东之辈喊的那些大义,斐潜就不能用,就算是勉强用了,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虽然说对于春秋无义战,众人已经有了共识,但是不能说就知道『无义』,便去装出一副『大义』来挂在脸上。
就像是斐潜所说的那样,如果单纯的将所有封建王朝的矛盾,都指向土地,显然是不对的。
人和地,本身就是一个缠绕而生的共同体。
因此人口问题,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社会问题,而是与资源、环境、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等相融合的复杂问题。
人口不足或人口过剩,都会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
一个国家应该有理想的人口密度和适度的人口规模,这种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是与本国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禀赋、知识技术应用水平、工农业的生产能力、民众抚养能力都相适应的,是属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范畴。
既然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范畴,就自然需要一个适合的国家制度,去进行调节和干预的。
一个死板的政策,动不动就是祖宗之法,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而在此之下,国家制度的优劣,律法的差异,就体现出来了。
在大汉三四百年间,皇帝大臣难道不知道政令赋税律法等等有问题么?
知道的,但是既然百姓还没到闹腾的地步,因此就没有必要去修正律法么,实在不行拉三公出来道个歉,说一声摩西挖开啊立马塞恩,也不就算是了事了么?
确实,只要底层人民在可以活下去的时候,是绝对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发动农民起义的。所以统治阶级的相对反应迟缓,是可以理解的,反正只要没到最后一步,统治阶级多半还觉得可以继续让百姓苦一苦,忍一忍。
但华夏整体的社会发展的根本是由华夏广大的民众所推动的,而不是由野心家决定的。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其中的时势,就是民意,而民意来源于就是最底层民众最为渴望的那些事情,那些需求。
也就是说,最底层的百姓的生存状况,才是最终决定了整个社会是否稳定。当基层百姓生存困难的时候,整个国家自然就是不平稳的,不安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后世资本主义国家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便是立刻给底层民众发放福利券,以及类似相关举措的原因。
这是人类在社会性下掩藏的自然性。
毕竟华夏封建王朝之中,可以将人口相对简单的分为基层阶层和统治阶层。
当人口数量增长受到来自于环境抑制的时候,最先也是受抑制最厉害的是基层阶层,而统治阶层由于拥有丰富的生产生活资料,往往是不受多少影响的。这就使得tong zhi阶层的人数比例在总人口数中骤然上升,而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至少是之前的生活水平,就会想方设法的增加税收,而基层阶层的交税负担就会增大。
华夏既然从春秋就开始高喊以人为本,仁义道德,那么此时此刻,何尝不是将这些喊了许久的『正义』落到实处的一个机会?
即便是斐潜心中清楚,这种『正义』的保质期不能确定,但也终究是好过没有。
在经过了种劼令狐惠等人,有意或是无意的询问和烘托,斐潜也就将最后的结论说出……
『夫四民之业,乃国之基石。士以笃学立身,农以耕稼养命,工以技艺成器,商以通货致富。四者各司其职,相生相养,共济大汉之繁荣。』
『士者,国之栋也。读书明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非徒章句之儒,更应致用之才。故士不可不勉于学,以备朝堂社稷所需是也。』
『农者,国之本也。食为人天,农为食本。春播秋收,夏耘冬藏,粒粒皆辛苦。农人勤于田畴,使仓廪实而民心安,国运自可长久。』
『工者,国之巧也。匠心独运,技艺精湛。锻铁为兵,筑土为城,造舟车以利交通。工者之技,不仅为民生之便,亦为国家筋骨之强是也。』
『商者,国之脉也。贾以诚信,贩以公道。商旅往来,货物流通,财富汇聚。商者之道,能令四方之物,各得其所,亦使国家富足,血脉通流。』
『四民之业,各有所长,各有所专。时代变迁,物换星移,四民亦当随时而变,应势而生。是故,四民之分,乃职责不同,非有上下之别,亦无高低贵贱之分。取子之能,展子之才,以职利民,以能兴邦,故为官者,采四民之所长,通四民之所职,以四民之所制,养四民之所生,以兴邦国,以福黎民。』
众人神态各异,有欣慰者,赞叹者,也有疑虑者,迟疑者,同样的也有低着头,似乎不愿意让人看见其表情者。
斐潜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
『昔者,尧舜禹汤之世,道德昭显,仁政流行。为政之人,以道立身,以德治国,坚守本心,不为世俗所摇。是以四海之内,风调雨顺,万民安居乐业,和气融融。』
『是故,执政当守山。山者,性善之所在,天理之根柢。持此心者,可以正己,可以化人,可以安社稷,可以宁百姓。』
『执政当通衢。衢者,天下之往来,八荒之所向。持此意者,心之所至,大汉为疆,天堑化通途,险峻若平川!』
『执政当有道。道者,不为利欲动,不为权势惑,持此道者,无我无私,公平正直,承前而启后,铸千秋功业!』
『然则,守山通衢有道,非一日之功,亦非一人之力。需诸君共勉,同心协力,始能臻此天下泰和之境。如是,州郡太平,百姓安乐,四海一家,共享大汉之福!』
『今有贼,失其山,断其衢,乱其道!驱百姓如豚犬,陷社稷如儿戏!内无统四民之制,外无御戎胡之法!唯知贪夺民赋,苦征民役,盘踞高位,以害国邦!此乃大汉之祸端!』
『一身祸福,介在毫芒,千古勋名,争之顷刻!须知顺逆有大体,千秋可定名!当此讨贼革逆,除恶政,兴汉制,定国邦,靖四海八荒!』
『布告海内,咸使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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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率先展开的经文研究,还是对于科举的学宫内大比尝试,都可以说是船小好掉头的典型。
斐潜想要展开对于当下这个阶段新的理论的阐述和拓展,明显守山学宫会比青龙寺更加的适合一些。毕竟守山学宫会更纯粹一些,青龙寺规模虽然更大,但是也因为规模太大,混杂的人更多,心思什么的也就更加的复杂,难以把握。
从春秋末战国初开始,因为周朝的制度已经『崩坏』,导致百家争鸣,其目的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诸侯带盐,另外一方面也是探寻在周制之后,国家应该往什么方向上去走。
而很明显,秦国最终赢了。
秦国的胜利,也导致了在春秋战国之时的『百家争鸣』,最终变成了『一鸣』,华夏中央集权大一统制度,成为被验证通过,并且强有力的国家制度。
随后的汉唐就贯彻了这条国家制度路线,直至唐代之时,扩展到了古典封建王朝冷兵器时代的巅峰。
唐朝的骑兵,注意,是在巅峰时期,几乎是横扫大漠,震慑边疆,屠外国灭番邦,便是须臾之间,但很明显因为技术的限制,交通的不便,以及制度跟不上等原因,中央大集权制度被迫改成了地方军政府负责制,而尾大不掉的节度府,也使得从唐中后期一直绵延到了宋明,文官挟制打压武将就成为确保皇权稳固的唯一手段,最终导致明末原本应该抵御外敌的免疫系统,彻底成为了细菌入侵的温床。
同样,也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从春秋战国开始,涉及国家制度的研讨人数,实际上是在不断的缩减的,百家争鸣盛况不再。其主要原因依旧是大一统之后,儒家成为了核心学派,而儒家对于其他学派的压制力,也同样展现在了学术之中。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仁者以财生民,不仁者掠民生财。国制,不可不慎也。制度得宜,则民生有常。制不宜,则如孔子所喟然,猛于虎也。』
婴幼儿存活率极低的年代,再没有比添丁增口更让人高兴的事情了。
当然,抛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单纯谈空中楼阁明显是在耍流氓,但是同样的,如果完全不顾基层百姓的死活,只想着在统治阶级内部进行调整和改革,利益的腾挪,清末的制宪闹剧就是最好的榜样。
『夫国之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也,必须审时度势,因俗施宜。故古之圣王,所以能兴国者,以其知道也。使之合天地之道,百姓之心,然后可以长久矣。』
就像是孔子,在春秋战国时期,他绝对是诸子百家当中的领头羊人物,那个仿佛被老天爷砸了一下的天坑脑门上,绝对闪耀着常人难以匹敌的智慧之光。
在封建王朝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皇权制度和学阀制度之下,华夏古代的封建王朝固然可以在开国之后稳固百年,可也因为其制度是仅仅代表了极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罔顾了基层民众的需求,最终导致一代又一代的封建王朝的湮灭。
这个时代,根本不需要那什么的生育。
可是过了百年呢?
千年呢?
是古人不清楚这一点么?
显然不是。
可问题是除了『天授君权』之外,他们还有什么『法宝』来维持自己统治的『合理性』?
自然是咬死牙关,绝对不可能承认贱民才是国家根基,只能一味的强调精英才是国家的未来……
斐潜缓缓的说道。
『民者,士农工商也。不偏不倚,不重不倾,方可如天之四柱,使得江山稳固,八荒靖平。』
而想要打破这个镣铐,正面争执显然是不行的。
『昔之制法者,所以制国用者,必计乎人口之众寡。盖人之所从生者,地也;地之所由给者,人也。是以先王尚其本而轻其末,务其大而不责其小。是以生人既多,斯国之用自丰矣。』
凡事自然有利有弊。
只能是潜移默化,温水煮蛙。
『夫生财之道,莫大于生人。故国未有以人口为累者,惟恐人之不生也。』
『吾以为,治国之道,莫大于养民。』、
『今之不然,士农工商,皆有所失,而天下之民,不得其所安。是以流离转徙,而生人日少,则国用不足矣。』
华夏不是没有聪明人。
『故民数者,庶事之所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罢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审民数乎!』
『诸位以为然否?』
斐潜点了点头,又补充说道,『此乃守山明堂,以论定高下,无关贵贱职权,诸位可畅所欲言,绝不以言论罪之。』
关于人口的议论,其实各个朝代都有。
春秋时期大多鼓励人口增长。
儒家,黄老家,皆是如此。
但也有不同的观念者,比如商鞅就理性地看到了人口与土地之间存在着矛盾,强调人与地的对比关系,而且这家伙还特别注重人口调查,可谓是历史上组织全国范围人口调查的第一人。
然后,韩非子则在商鞅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把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视为『民争』的根源,表示『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然后韩非子也是光有意见没建议,他有『民争』的忧虑,说是『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结果另外一方面又主张通过法制来制止『民争』。
到了唐代的时候,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则表示人口与其相生相养论有密切联系。韩愈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要依靠彼此之间相生相养,如果有人不能用自己的劳动,为他人提供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则他对社会就是无益的。
依照这种理论基础,韩愈进一步地将人口将原本的『四民』,按其职业分成了『六民』,并且认为农、工、商三民是彼此相生相养的,为社会所需要。然后士是治人者,由别人供养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对社会有益的人。而所谓僧、道二民,则不从事农工商等经济活动,却需要农工商供养,实质上是一种过剩的人口……
从某个角度上来看,是不是从韩愈的唐代开始,就已经有了『精英』执政的味道?
为本阶级带盐么,人都要恰饭么,有什么问题?
可是华夏真正想要强大,是能靠单一的阶层么?
尤其是靠那些所谓『精英』阶层?
天寒地冻的,水确实太凉了,但是头皮么,还是可以凉快一下,这矛盾么?
什么才是『士』?
那是『土』的变形啊!
当然,也不是没有眼光卓越的『士』,比如元代之时的马端临,就是华夏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人口质量问题,并论述了其重要经济意义的人。他表示,『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钧是人也。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万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国而扞城其民,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盖当时国之与立者,民也。』
虽然说马端临之言,未必没有借题发挥,抒发心中郁闷之情,但也是华夏人口思想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进步,要数量,也要质量,否则那些整天不着调的说一些混账话的痴呆之士,就算是再多,又能有什么好作用?
台下众人,虽然听闻斐潜说什么言者无罪,但是在当下明显是要以此论来正名的时候,跳出来和斐潜做对显然并不是什么好主意,所以即便是斐潜让众人畅所欲言,可依旧是沉默一片。
斐潜看了看种劼。
种劼轻轻咳嗽一声,然后拱手说道:『有百亩之田,所出足以食十人。今有五人焉,其国策之易也,足以养此五士矣。若口增二十,而田之所出,仅足以养十五,虽有经天纬地之才,亦难逃饥馑之苦,甚或饿殍遍野是也。虽有田增之术,然术增之有限,人增之无垠。民增故喜,然田非欲也,若田之不承,故可奈何之?』
斐潜点了点头,『大祭酒所言甚是。』
『单以农而论,田亩之数有限,而人生之口益增,以有限之田亩产养骤增之人丁,自是不可也。』
『既有此问,理当解之。』
『那么,何人可解?』斐潜环视一周,温和笑道,『可是令农自解?亩产定数,口算岁增。故民匿生者,夭折婴孩,以免口算。』
『故农之困顿,当士以解。』斐潜斩钉截铁的说道,『然今山东之士,又是如何?唯知税役而已。』
大汉赋税粗糙,甚至可以说即便是到了后世,税收制度依旧不尽如人意。原本应该是起到社会调节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结果呢?越有钱的越是逃税避税,而越是没钱的,则是被各个环节当中转嫁的税收压得喘不过气来。
比如大米立减国的感谢蓝莓税,棉花糖税,切面包税,热汤税,雕刻南瓜税……
至于其他国家么,嗯,咳咳……
『为求赋税口算,必有严律。蠹吏上下其手,乡绅巧夺民脂。』斐潜说道,『非田不足以养人也,乃政不足生民也。故民怨横生,法令难行。下视上者鄙,上视下者贱,』
『是故,山东之贼,驱民而死,以战而减口,此乃绝户之术也,如当下河东之难。』
『常有闻大义之所谓,曰民之重也,然则待其政甚苛,岂非实视其如草芥乎?苟政失其道,民怨沸腾,国将不国。故,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今若有贼,以政之苛,害于百姓,是自绝于天子,自绝于大汉,自绝于天下也!』
没错,斐潜不想要再用什么『清君侧,救黎民,扶乾坤』等老掉牙的名义来进行战争,也不想要让自己和老曹同学的争斗,沦为诸侯和诸侯之间的勾心斗角,变成所谓的圈子竞争。
在斐潜早期,喊一喊这些口号,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这么喊,如果说斐潜喊一个为什么服务的口号,说不得当场就吓摊一堆人……
而在当下就不一样了。
很明显,斐潜需要提出一个和山东道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来,而类似于山东之辈喊的那些大义,斐潜就不能用,就算是勉强用了,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虽然说对于春秋无义战,众人已经有了共识,但是不能说就知道『无义』,便去装出一副『大义』来挂在脸上。
就像是斐潜所说的那样,如果单纯的将所有封建王朝的矛盾,都指向土地,显然是不对的。
人和地,本身就是一个缠绕而生的共同体。
因此人口问题,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社会问题,而是与资源、环境、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等相融合的复杂问题。
人口不足或人口过剩,都会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
一个国家应该有理想的人口密度和适度的人口规模,这种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是与本国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禀赋、知识技术应用水平、工农业的生产能力、民众抚养能力都相适应的,是属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范畴。
既然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范畴,就自然需要一个适合的国家制度,去进行调节和干预的。
一个死板的政策,动不动就是祖宗之法,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而在此之下,国家制度的优劣,律法的差异,就体现出来了。
在大汉三四百年间,皇帝大臣难道不知道政令赋税律法等等有问题么?
知道的,但是既然百姓还没到闹腾的地步,因此就没有必要去修正律法么,实在不行拉三公出来道个歉,说一声摩西挖开啊立马塞恩,也不就算是了事了么?
确实,只要底层人民在可以活下去的时候,是绝对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发动农民起义的。所以统治阶级的相对反应迟缓,是可以理解的,反正只要没到最后一步,统治阶级多半还觉得可以继续让百姓苦一苦,忍一忍。
但华夏整体的社会发展的根本是由华夏广大的民众所推动的,而不是由野心家决定的。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其中的时势,就是民意,而民意来源于就是最底层民众最为渴望的那些事情,那些需求。
也就是说,最底层的百姓的生存状况,才是最终决定了整个社会是否稳定。当基层百姓生存困难的时候,整个国家自然就是不平稳的,不安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后世资本主义国家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便是立刻给底层民众发放福利券,以及类似相关举措的原因。
这是人类在社会性下掩藏的自然性。
毕竟华夏封建王朝之中,可以将人口相对简单的分为基层阶层和统治阶层。
当人口数量增长受到来自于环境抑制的时候,最先也是受抑制最厉害的是基层阶层,而统治阶层由于拥有丰富的生产生活资料,往往是不受多少影响的。这就使得tong zhi阶层的人数比例在总人口数中骤然上升,而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至少是之前的生活水平,就会想方设法的增加税收,而基层阶层的交税负担就会增大。
华夏既然从春秋就开始高喊以人为本,仁义道德,那么此时此刻,何尝不是将这些喊了许久的『正义』落到实处的一个机会?
即便是斐潜心中清楚,这种『正义』的保质期不能确定,但也终究是好过没有。
在经过了种劼令狐惠等人,有意或是无意的询问和烘托,斐潜也就将最后的结论说出……
『夫四民之业,乃国之基石。士以笃学立身,农以耕稼养命,工以技艺成器,商以通货致富。四者各司其职,相生相养,共济大汉之繁荣。』
『士者,国之栋也。读书明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非徒章句之儒,更应致用之才。故士不可不勉于学,以备朝堂社稷所需是也。』
『农者,国之本也。食为人天,农为食本。春播秋收,夏耘冬藏,粒粒皆辛苦。农人勤于田畴,使仓廪实而民心安,国运自可长久。』
『工者,国之巧也。匠心独运,技艺精湛。锻铁为兵,筑土为城,造舟车以利交通。工者之技,不仅为民生之便,亦为国家筋骨之强是也。』
『商者,国之脉也。贾以诚信,贩以公道。商旅往来,货物流通,财富汇聚。商者之道,能令四方之物,各得其所,亦使国家富足,血脉通流。』
『四民之业,各有所长,各有所专。时代变迁,物换星移,四民亦当随时而变,应势而生。是故,四民之分,乃职责不同,非有上下之别,亦无高低贵贱之分。取子之能,展子之才,以职利民,以能兴邦,故为官者,采四民之所长,通四民之所职,以四民之所制,养四民之所生,以兴邦国,以福黎民。』
众人神态各异,有欣慰者,赞叹者,也有疑虑者,迟疑者,同样的也有低着头,似乎不愿意让人看见其表情者。
斐潜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
『昔者,尧舜禹汤之世,道德昭显,仁政流行。为政之人,以道立身,以德治国,坚守本心,不为世俗所摇。是以四海之内,风调雨顺,万民安居乐业,和气融融。』
『是故,执政当守山。山者,性善之所在,天理之根柢。持此心者,可以正己,可以化人,可以安社稷,可以宁百姓。』
『执政当通衢。衢者,天下之往来,八荒之所向。持此意者,心之所至,大汉为疆,天堑化通途,险峻若平川!』
『执政当有道。道者,不为利欲动,不为权势惑,持此道者,无我无私,公平正直,承前而启后,铸千秋功业!』
『然则,守山通衢有道,非一日之功,亦非一人之力。需诸君共勉,同心协力,始能臻此天下泰和之境。如是,州郡太平,百姓安乐,四海一家,共享大汉之福!』
『今有贼,失其山,断其衢,乱其道!驱百姓如豚犬,陷社稷如儿戏!内无统四民之制,外无御戎胡之法!唯知贪夺民赋,苦征民役,盘踞高位,以害国邦!此乃大汉之祸端!』
『一身祸福,介在毫芒,千古勋名,争之顷刻!须知顺逆有大体,千秋可定名!当此讨贼革逆,除恶政,兴汉制,定国邦,靖四海八荒!』
『布告海内,咸使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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