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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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的时间是个“两面派”，有时候一千年也改变不了这里的风土，有时候几秒钟就能夺去一条鲜活的生命。
2000年5月，距离云阳村的第一批外迁移民起程只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了。
就在村民们忙碌着为前往新家园做最后准备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大事——老书记失踪了。
他消失在了去往“移民钉子户”家中开展说服工作的路上，被泛滥咆哮的大宁河彻底吞没，只留下一片撕碎的衣角，被紧紧捏在同行移民干部的手中央。
自从三峡移民计划开始后，老书记就成为了整个云阳村最辛苦的人，挨家挨户统计人口、排摸情况，同时还要对接镇里、县里派下来的移民小组。
几年当中，不管是村民们的困难诉求，还是移民干部们的工作生活，又或是各项物资和补助的申请发放，所有的细枝末节几乎都由他一手包办。
这“恐怖”的工作强度就算是壮年的小伙怕是都无法胜任，已经年逾六十的老书记却硬生生地坚持了下来。
他一辈子无儿无女，六十年代就被选做了云阳村的书记，在那个大搞生产的时期，带着整村的村民风风火火的烧山砍树，在险峻的巫山里开垦出了上千亩的良田。
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云阳村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靠山吃山的贫瘠小村，成为了巫山县里发展最好的模范之一，村民们的生活虽说不上有多么富裕，但当年“吃了这顿没下顿”的日子已经是彻底一去不复返了。
老书记把云阳村的每个人都当做了自己的家人，像杨守安和周清茹这样突遭家庭变故的孩子更是成为了他重点照顾的对象。
每年春节那几天，你总会看见老书记拎着各种好吃的奔走在村里独居老人和留守儿童的家门之间，这家送点大米，那家捎上块腊肉。
他会特意给冷清的屋子点上火炉，然后慈祥地抚摸孩子的脑袋，让他们不要担心生计，一定要努力读书，这样才能长大了报效祖国，建设家乡。
这应该是云阳村几代人最真挚的童年回忆，也让老书记成为了协调统筹移民工作的最佳人选。
云阳村紧靠秀丽的大宁河，地势较为平坦，土地相对肥沃，村民的生活水平在整个三峡库区里也算是名列前茅，所以当外迁移民的要求刚下来的时候，大部分村民们是非常抗拒的。
不要说搬去江苏、上海、广东、安徽这些完全陌生的地方，就连靠后安置的方案他们都不愿意接受。
于是老书记便带着移民干部一家一家地上门，一人一人地劝说，讲解三峡工程对国家的重要性，逐条梳理移民政策，对于村民们最为关注的安置待遇和迁入地的生活环境他更是主动学习研究，细致程度甚至比起很多移民小组的干部都不遑多让。
一开始的时候，很多村民还会搬出各种各样不走的理由，比如什么家有九十老母，坐不了长途火车和轮船；又比如舍不得家里养的大黄狗，所谓狗在人在，要走的话必须把狗也带上；当然还有广东吃不到辣子、上海喝不了高度米酒等等千奇百怪的说辞。
很多诉求就连身经百战的移民干部们都认为难以接受，但老书记却耐着性子，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一一满足。
有人问过老书记，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拼命，到底图什么？
老书记笑了笑，说自己啥都不图，就图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党员的称号，云阳村要迁走了，他一定要在退休前，站好这最后一班岗。
六旬老汉，虽已两鬓斑白，但胸膛里炙热的心，却还和四十年前，巫山田埂间那个意气风发的小伙一模一样。
截至正式移民前三个月，云阳村的外迁安置申请家庭数几乎达到了百分百，这在所有需要外迁的村子里，都是数一数二的“成绩”。
可就是这“几乎”二字，让老书记始终没法彻底放下心来。
问题出在一名叫福生的村民身上，他四十好几，父母走后便一个人搬到了大宁河边独居，房子破破烂烂，和云阳村隔水相望，平日里和其他村民也没什么走动，可以说是完全脱离在了村子之外。
移民干部第一次上门的时候，就吃了个闭门羹，后来在老书记的努力下虽然见上了面，但不管如何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福生永远就一句话：自己绝对不会搬走，哪怕水真的淹过来了，他也要死在大宁河里。
如此执拗，让干部们都认为是福生对移民补偿不满意，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三峡库区并不少见，为了给移民后的生活多一份保障，“坐地起价”的村民几乎在每个村子都会出现。
可唯有老书记觉得福生的倔强并非为了钱，他不想放弃，一次又一次的穿梭在大宁河的两边。
那天乌云密布，生着病的老书记想赶在下雨前再去一趟福生的家，于是便拉着一名移民干部匆匆上路。
连日的降水让山路很不好走，加上发烧耗尽了体力，两人走到河坝中间空地的时候老书记实在支撑不住，便坐在沙堤旁稍作休息。
就在这时，不远处的山坡上突然传来一阵阵惊呼，“发大水啦！快跑啊！”
同行的移民干部一眼望去，就看到上游陡涨的洪水裹挟着泥土和树枝汹涌扑来。
根本就没有反应的时间，沙堤顷刻间被大水冲垮，平时不到一百米的河床瞬间扩大到了五百米有余。
两人都被洪水冲倒，移民干部只感觉自己被高高卷起，猛地就拍向了岸边，过程中他还竭尽全力想要去拽住老书记的衣服，可眨眼间对方就失去了踪影。
之后的几天里，大宁河的两岸来了几百上千的人，大家都通红了眼，一边搜寻一边祈祷着奇迹的发生。
但大山的无情终究还是超乎了想象，老书记被找到了，还穿着那双已经开了口的绿色解放鞋，只是他璀璨的生命也永远停止在了光荣完成移民任务之前。
葬礼依然是个雨天，县里专门派了车将骨灰从镇殡仪馆运回了云阳村，为老书记捧遗照的是杨守安，周清茹站在一旁为他打伞。
两人都受过老书记的恩情，甘愿以子女的身份来送最后一程，十六岁的少年眼含泪水，十四岁的女孩泣不成声。
当晚，福生披麻戴孝，在大宁河边跪了整整一宿，随后第二天就找到移民小组，在自愿外迁安置的报名表上签了字。
后来人们才知道，福生年幼的时候和妹妹一起在大宁河戏水，一个不留神便让妹妹在自己的眼前被水流冲走了。
之后的几十年他都活在悔恨当中，巫山脚下奔流不息的河水也成为了这个男人心中永远解不开的结。
近十年的时间，一百多万人的迁移，像老书记和福生这样的故事在三峡库区还有很多。
谁都有难处，谁都在牺牲。
三峡移民工作的难处在哪里？难在情上，难在理上，难在说不清的事儿上。
不走的理由可能有千千万万，但走的理由却永远只有一个。
它在长江两岸数不尽的红色横幅上，它在干部们高高举起的喇叭里，它在强忍悲痛毅然起程的移民心间，也镌刻在了杨守安和周清茹这样年轻一代巫山儿女的记忆深处。
“舍小家、为大家，支援三峡建设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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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村民们忙碌着为前往新家园做最后准备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大事——老书记失踪了。
他消失在了去往“移民钉子户”家中开展说服工作的路上，被泛滥咆哮的大宁河彻底吞没，只留下一片撕碎的衣角，被紧紧捏在同行移民干部的手中央。
自从三峡移民计划开始后，老书记就成为了整个云阳村最辛苦的人，挨家挨户统计人口、排摸情况，同时还要对接镇里、县里派下来的移民小组。
几年当中，不管是村民们的困难诉求，还是移民干部们的工作生活，又或是各项物资和补助的申请发放，所有的细枝末节几乎都由他一手包办。
这“恐怖”的工作强度就算是壮年的小伙怕是都无法胜任，已经年逾六十的老书记却硬生生地坚持了下来。
他一辈子无儿无女，六十年代就被选做了云阳村的书记，在那个大搞生产的时期，带着整村的村民风风火火的烧山砍树，在险峻的巫山里开垦出了上千亩的良田。
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云阳村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靠山吃山的贫瘠小村，成为了巫山县里发展最好的模范之一，村民们的生活虽说不上有多么富裕，但当年“吃了这顿没下顿”的日子已经是彻底一去不复返了。
老书记把云阳村的每个人都当做了自己的家人，像杨守安和周清茹这样突遭家庭变故的孩子更是成为了他重点照顾的对象。
每年春节那几天，你总会看见老书记拎着各种好吃的奔走在村里独居老人和留守儿童的家门之间，这家送点大米，那家捎上块腊肉。
他会特意给冷清的屋子点上火炉，然后慈祥地抚摸孩子的脑袋，让他们不要担心生计，一定要努力读书，这样才能长大了报效祖国，建设家乡。
这应该是云阳村几代人最真挚的童年回忆，也让老书记成为了协调统筹移民工作的最佳人选。
云阳村紧靠秀丽的大宁河，地势较为平坦，土地相对肥沃，村民的生活水平在整个三峡库区里也算是名列前茅，所以当外迁移民的要求刚下来的时候，大部分村民们是非常抗拒的。
不要说搬去江苏、上海、广东、安徽这些完全陌生的地方，就连靠后安置的方案他们都不愿意接受。
于是老书记便带着移民干部一家一家地上门，一人一人地劝说，讲解三峡工程对国家的重要性，逐条梳理移民政策，对于村民们最为关注的安置待遇和迁入地的生活环境他更是主动学习研究，细致程度甚至比起很多移民小组的干部都不遑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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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诉求就连身经百战的移民干部们都认为难以接受，但老书记却耐着性子，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一一满足。
有人问过老书记，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拼命，到底图什么？
老书记笑了笑，说自己啥都不图，就图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党员的称号，云阳村要迁走了，他一定要在退休前，站好这最后一班岗。
六旬老汉，虽已两鬓斑白，但胸膛里炙热的心，却还和四十年前，巫山田埂间那个意气风发的小伙一模一样。
截至正式移民前三个月，云阳村的外迁安置申请家庭数几乎达到了百分百，这在所有需要外迁的村子里，都是数一数二的“成绩”。
可就是这“几乎”二字，让老书记始终没法彻底放下心来。
问题出在一名叫福生的村民身上，他四十好几，父母走后便一个人搬到了大宁河边独居，房子破破烂烂，和云阳村隔水相望，平日里和其他村民也没什么走动，可以说是完全脱离在了村子之外。
移民干部第一次上门的时候，就吃了个闭门羹，后来在老书记的努力下虽然见上了面，但不管如何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福生永远就一句话：自己绝对不会搬走，哪怕水真的淹过来了，他也要死在大宁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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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都被洪水冲倒，移民干部只感觉自己被高高卷起，猛地就拍向了岸边，过程中他还竭尽全力想要去拽住老书记的衣服，可眨眼间对方就失去了踪影。
之后的几天里，大宁河的两岸来了几百上千的人，大家都通红了眼，一边搜寻一边祈祷着奇迹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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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依然是个雨天，县里专门派了车将骨灰从镇殡仪馆运回了云阳村，为老书记捧遗照的是杨守安，周清茹站在一旁为他打伞。
两人都受过老书记的恩情，甘愿以子女的身份来送最后一程，十六岁的少年眼含泪水，十四岁的女孩泣不成声。
当晚，福生披麻戴孝，在大宁河边跪了整整一宿，随后第二天就找到移民小组，在自愿外迁安置的报名表上签了字。
后来人们才知道，福生年幼的时候和妹妹一起在大宁河戏水，一个不留神便让妹妹在自己的眼前被水流冲走了。
之后的几十年他都活在悔恨当中，巫山脚下奔流不息的河水也成为了这个男人心中永远解不开的结。
近十年的时间，一百多万人的迁移，像老书记和福生这样的故事在三峡库区还有很多。
谁都有难处，谁都在牺牲。
三峡移民工作的难处在哪里？难在情上，难在理上，难在说不清的事儿上。
不走的理由可能有千千万万，但走的理由却永远只有一个。
它在长江两岸数不尽的红色横幅上，它在干部们高高举起的喇叭里，它在强忍悲痛毅然起程的移民心间，也镌刻在了杨守安和周清茹这样年轻一代巫山儿女的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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