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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应芬家世(4)

    胡汉民忆古勷勤先生(1)

    ——《古应芬家世》(十)

    古湘勤先生逝世一周年,党部同志,为出纪念专刊,征文于我。我回想往事和古先生的生平,惟有伤戚!古先生因鞠躬尽瘁于党国而死,在我们为失却一位诚悫端厚的同志;在党国实为遭受了自总理逝世以后未有的损失。

    中国人有句话,叫做:“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在我个人所见的同志中,以为唯在古先生足以当此而无愧。古先生休休有容,气象渊穆,我与之相处数十年,从未见其疾言厉色,待人真是诚挚,一望而知为忠厚长者。有时有人为什么问题争持,古先生一来,也往往令人意消。或者说:“忠厚者,无用之别名也。

    古先生为人忠厚,恐无以免于无用之嫌。”然而事实不然。古先生讷于言而敏于行,数十年来所造于党国者,正未容我人忽视。故其为人虽和平中正,可是在紧要关头,却又大节凛然,从没有丝毫苟且,不但能为人所不敢为且能为人所不能为,记得去年以中枢失轨,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开会广州,建树国民政府时,古先生为当时主持者之中坚。

    很多人对于古先生此种行动十分震駭,南京有一位莫名其妙的先生,叹息于我们的一位同志之前曰:“想不到如古先生这般的忠厚长者,也竟造反起来.“这位同志回答的妙,他说:“古先生是向来造反的,古先生的革命史,就是他对反动统治的造反史自满清以来已有数十年了。除非古先生不是革命者,才算不得是造反者。”古先生历来这种造反的——革命的精神,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随处可以找到事实的基础。

    我和古先生相交最久,幼年为学,就与古先生同窗共砚。当时是从黎虞庭先生学做诗,古先生大我六岁,不啻我们的学长,古先生早年失恃,父亲介南公,在小北开一家长生店,是一个非常温和可亲的人,我那时住小北,与先生时相过从,称介南公为古老伯,古老伯待人很好,待我们更好,我们去了,便听他道古论今,往往乐而忘返。古先生事父极孝,介南公待子极慈,真是一个十分融洽的家庭。古老伯逝世,古先生晚年尚每语人:“吾五岁而丧母,今越五十年,并我父而不可见矣”。语已,辄泣然欲涕!及今回想,实令神伤!

    胡汉民忆古勷勤先生(2)

    ——《古应芬家世》(十一)

    民国纪元前八年,古先生执信精卫和我诸人东渡日本,同学于东京法政大学,是为古先生加入同盟会,致力革命之始。古先生的为人,向来谨慎胆细;在日本,遇到小小的地震,明知无碍,他却惊慌的了不得,急急忙忙跑去站天井了。我和执信等常常笑他:“站天井,怕还不够罢。最好上荒场去。天井小,屋子倒了,你不还受累吗?”古先生就哑然失笑了。

    有一次,邻居失慎,可是离我们的寓所,还有十余丈远。我们行无所事,照常温习着功课,古先生却跑出跑进。忙的不得了,嚷着说:“火烧来了,还读些什么书?”他怎么办呢?第一是忙于整理被褥,说是“逃出了难,好有被褥睏觉”。一个人就动起手来。我和执信等说:“要预备走,还是先搬书罢”!何以呢?凡是去过日本的人,都知道无论到何处,租被褥是不成问题的:既清洁,又廉价。可是古先生不回答什么,只急得跺脚,不住的说:“火烧上来了,你们这样的镇静么”?这一次,火终于没有烧上来,古先生算是白忙了一场,但我们并不能以古先生的着急为无意义,实在是反衬出了古先生的“一生谨慎”,“处事不糊涂”。

    辛亥革命之前,古先生很同我们一起做秘密工作。在广州方面,广东法政学堂,是我们同志的大本营,一切运动的策源地。当时先生任法政学堂编纂,也是暗中主持的一人。与执信联络组织民军,尤著有劳绩!革命以后,我被推为广东都督,古先生则继执信而为核计院长。琼崖民军叛变,以古先生为琼崖绥靖处总办,偕李登同同志等往平之。当时古先生做总办,很想尽力于开发琼崖,拟具详细具体的计划,建议开海口为商港,可惜时局未安定,袁逆叛迹日彰,广东的情势,也渐渐地转变起来。

    民国二年,南京,江西,安徽,上海各地的讨袁义师,一相继发动,古先生与执信很努力促陈炯明响应,然后和我一起到上海,想帮同总理策应各省。刚遇陈英士先生攻击制造局不下,黄克强先生弃南京不守,我们三人就请总理回粤主持。不料在回粤途中,得接陈炯明部下变乱的急报,总理知大势已去,和我折回东京;古先生仍回香港,专与执信等策划关于港粤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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